红党的政治工作能力，没有依靠思想教育就把队伍紧密的团结在自己身边的能力，所以只能选择自古以来大家都通用的方式，尽可能多的为士兵考虑，并尽可能高的提升和保障士兵们的待遇，以此将官兵们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魏博牙兵：我就知道你小子适合当节帅！)
以“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宗旨建立的军队，是我种花家五千年来所出现的众多军队当中，组织度最高、凝聚力最强的部队，他们生生以轻步兵这样的单一兵种，干翻了高度机械化、合成化的十六国联军，更是打出了开原那样的世所罕见的惨烈的阻击战。
王凌知道自己一个人是没有这个能力能建设起这样一支部队出来的，他只能以最大的努力来提高部队的凝聚力——丰厚的待遇是最直观、最有效的体现。
如果王凌再能做到和士兵一起同甘共苦、推心置腹，或许也能培养出一种叫“人格魅力”的东西。
哦，顺便说一句，就是在红党里，也不单纯只靠思想教育来动员士兵的，八路普通士兵每个月能拿到1~5块的津贴(以大洋计算)，其待遇是要远远高于果军士兵的，他们之所以会给人一种很穷的感觉，主要是他们地处偏僻地区且武器装备较为落后而已。
但是，关兴却对这个薪饷标准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行，团座，你这个标准定的太高了，很快就会把咱们团的财政给拖垮的。”
王凌回道：“我不认为这个标准高了，十二个半开才六块，国难薪的标准可是二等兵每个月七块。”
这里所说的“国难薪”是果脯制定的一个军队将士的军饷标准，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减少后的军饷标准。
“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大队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为了统一整编全国各地方派系的部队，果脯提出了提出了＂统一军饷＂的政策——即规定军队的军饷由财政部统一发放，各地不得再自行筹措。
这一政策的出台，不啻于平地一声惊雷，许多原本还在抗拒整编但财政捉襟见肘的地方军阀纷纷响应，摇身一变成了果脯的支持者，争先恐后地要求接受整编。
后来出现的那些“半中央系”和“中央系地方军”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时候接受的整编，失去了自主权，成为了中央军的一部分。
这一政策也成了大队长拿捏、打压地方派系的手段，除了红党、滇军、川军(刘上将没死的时候)、晋绥军等具有自身造血能力和财政体系的实力派，其他的诸如湘军、浙军、闽军、豫军等地方军都成了仰仗中央军的鼻息过活的了。
像红党的部队，一直都是按照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的，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共7万元，以后几年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这部分军费一直由八路军驻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
大队长能给死对头一直发军饷，中间偶尔停发几次也会在之后补齐(但在40年12月宣布停发)，那是红党的部队打出来的，大队长不敢不发。
其他的小派系可没有这样的战斗力，就连当初强横一时的东北军，也只能任由大队长随意拿捏。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果脯加快了整编全国军队的步伐，并在1932年开始实施“国难饷章”，即王凌所说的“国难薪”。
这一政策出来后，国难薪又成了大队长拿捏地方实力派的另一手段，整个果军的军饷体系也事实上的成为了“双轨制”——最精锐、最嫡系的中央军可以拿到全饷甚至是双饷，有的中央军部队也只能发国难薪，而地方军、杂牌军只能拿到国难薪，甚至干脆就不发军饷，连军费都没有了。
就这，各个长官和派系头目还要多番克扣，实际发下去的军饷就更少了。
果脯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的长官是不克扣军饷的，以能拿到军饷的部队来说，做的好一点的像陈土木那样，只发国难薪的九成，但是不会拖欠，做的差的如川军的廖旅，几乎不发军饷，就连基层军官也就只能拿到两三块而已。
所以，王凌才会认为“士兵们之前的可怜、苦难不是他造成的”。
那么，国难薪和全饷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就拿一个上将来说，按照“平时薪饷”标准该拿800法币(彼时1法币=1银元)，可到了“国难薪饷”就只剩240法币了，更别提普通的士兵了，原本10块法币的月饷，愣是被砍到了7块——就这，全国至少一半的部队是拿不到财政部的拨款的。
这样的双轨制一直延续到果脯顺利转进湾湾，有意思的是，每当有人问起为何不执行“平时薪饷”时，官员们总会搬出“国家困难”这块挡箭牌，但事实却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王凌提到国难薪，就是想说自己已经是按照果脯的最低标准在给大家发军饷了，关兴不应该阻挠他。
“国难薪的标准是法币，但团座你定的这个标准可是大洋！”关兴并没有被王凌给忽悠到，直接反驳了回去：“团座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建议您照着中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