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事情，但任红客观上确实帮了他不少忙。任红能理解吕布的想法，站在吕布的角度为他办事，如果她是男性，当个六百石以上的官员是绰绰有余的。
而任红也并不能说对吕布没有感情，她即便在心里感受到吕布多少察觉到了她想要隐瞒的东西，但一时间也仍旧不愿意从吕布身边离开。
吕布的改革就这样从十月一改到了次年二月。如今虽然还有不少要做的事情，但方向上基本已经确定了，政策的框架也已经支了起来。贾丰、荀朗、荀攸、李悦、任红与后来轮换回到吕布身边段绫，加上众多吕布从寒门中提拔的官吏，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新的一年，去年刘辩登基，改称光熹元年（188年），今年也成了光熹二年（189年）。在此期间，朝廷其实一直都对吕布不放心，何家也总是提心吊胆的。
吕布会不会突然就造反呢？何家会这么想。
然而直到四个月过去了，吕布对世家该杀的杀，该收下当狗的收下当狗，任红也劝来了少数世家放弃既得利益与吕布合作。新的秩序开始逐渐稳定，雍州的事他自己做主，朝廷的事他一概不管。实际上，这就是吕布和何进谈和的原因。吕布知道自己和荀攸所计划的那套改革方案，需要从凉州，雍州开始，一步一步的向外拓展并实施。也需要积累足够的资金和粮食，支撑未来可能的对外扩张。在这种情况下，骤然站到雒阳的全国舞台上，一旦自己要实施政策，迎来的必然是包括关东在内全国豪强的一致反对，压力给大了，各方掀起讨吕布同盟什么的也并非没有可能。
一旦出现了那种情况，即便吕布自信打得过豪强联军，很多政策也必然会受到阻碍。
既然如此，还不如暂时把朝堂的控制权让给何家。吕布仅以一个地方军阀的名义，在自己的地盘上实施新政。既然吕布对关东士人并没有管辖权，那关东士人基本也就把吕布当作关西的“疯狗”，咬不到自己就高高挂起。
如此，吕布还是那个“吕屠夫”，他专注于在雍州继续干自己“屠夫”的工作，专心对内，先不管外面的事情。
但在此期间，朝廷先后撤换，征召了不少官员。这其中，也不乏朝廷对吕布的试探。
比如，在皇甫嵩一路追击彻底平定南匈奴之乱后，重新将并州拆分，将并州边郡位于河套地区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四郡外加上郡、西河郡设为朔州，由皇甫嵩担任朔州牧。将雁门、太原、上党三郡重设并州，以董卓为并州牧。
这种任命，相当于用皇甫嵩、董卓去平衡吕布在雍州的权力。吕布与董卓关系密切，则以最为忠心的皇甫嵩将二人隔开。在这三个人分领州牧的情况下，吕布的雍州虽然坐拥凉州、三辅之地，也难以仅凭一人返攻雒阳。
但吕布一一他这四个月内，除了任命雍州的太守，县长时需要给皇帝表奏打个报告以外，没有对自己辖区以外的事项表达任何意见。除了年底送了点财物作为贡品，别的什么都不做。
期间，何进还为了收拢兵权，也开始对卫将军董重与董太后，这朝中最后一支支持刘协的势力下手，董太后也向吕布写过求援信，但吕布并没有回应董太后。
没过不久，董太后与董重相继被何进、何太后逼死，除了缑氏山吕布的贾诩、太史慈的三千人，因为背后有吕布撑腰，没法轻易除掉外，何进基本平稳的收拢了雒阳其他所有兵权。
因为吕布知道，何进需要这些任命来给自己主导的小朝廷以安全感，对吕布来说，最重要的是让何家朝廷吸引全天下人的注意力，而自己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完成对三辅的改革。
实际上，吕布的选择也基本是成功的。何进只想着让人制衡吕布，但他内心中也担心董卓或皇甫嵩动摇自己的权威，且关东士人也并非没有权力诉求，这导致何家的每个政策都要在权力的平衡中走钢丝。而这种走钢丝，就意味着他们极其不情愿主动出兵对吕布发起讨伐。
实际上，吕布在改革之初也是比较脆弱的，他虽然有两万多能战之士，但吕布对当地豪强的打压政策，本应该能激起更大的反弹。若是让那些豪强找到靠山，联合起来反抗吕布，其实也并不好对付。如果何进能全力支持那些被吕布打压，驱赶的地主在雍州掀起叛乱，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同时出朝廷之兵对吕布发起征讨，那内忧外患之下，确实会对吕布造成不小的威胁。
但吕布料定何进实际上不敢这么做，他必然会担心自己发兵之后，朝中反对何家的势力，例如董太后一派，会不会趁机兵变把他干掉，即便是他联合的士人，也未必不想何家换下，直接让袁绍这样的士人去代表自身的利益。除此之外，何进也会担心董卓，皇甫嵩这样的军阀会不会趁自己征讨吕布时趁虚而入。可以说，何家虽然控制了朝廷，但在吕布开启三辅改革的阵痛期时，何家也为了自己权力的稳定而忙碌此时，只要吕布不主动当出头鸟，朝中让何家操心的各种势力，他们也没有心思特意去管吕布的事。因此，吕布也靠着这种低调，在朝堂中争权夺利的同时，度过了三辅改革初期的动荡。
至于皇甫嵩和董卓所在的朔州与并州，如果真的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