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来看，他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计算精准，方案也力求完美。
但问题来了，这二百多万两巨款，该从何而来？
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更是难如登天。
归根到底，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
既然已经开征了“辽饷”，那再多加征一个“剿饷”，也无可厚非吧？
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
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
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已经悄悄从“贼寇土匪”变成了“义军天兵”。
这一变化，让朱由检深感不安。
踌躇再三，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交付廷议，让朝臣们各抒己见，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结果可想而知，朝中上上下下，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
其中，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也最有理有据。
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剿贼已逾十载，而贼势愈剿愈炽。
其根源何在？
正在于加征不休，驱民从贼。
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幸存者非死即逃，只能投贼谋求生路。
当下人心思乱，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休养生息。
只有减轻赋役，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避免争相从贼。
况且，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
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抽调卫军补充，以编练新军。
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
更何况，练兵非一日之功，而花钱却如同流水。
谁又能保证，白花花的银子撒出去，一定能练出强军，彻底剿灭中原、乃至四川贼寇？
孙传庭的这封奏疏，言辞恳切，直指要害，无疑是对杨嗣昌最有力的反驳。
而朱由检心里也很清楚，自从加征辽响以来，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只是没良心而已，又不是真的傻。
征税人都死光了，谁还来缴税？
还是孙传庭提出的法子更好，能够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而对于朝中的反对之声，杨嗣昌也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声称孙传庭等人不识时务，只知道空谈误国。
一派胡言，谁说加征就一定要全部压在小民头上？
天下之财，又岂在升斗小民之手？
那些豪绅富商盘踞地方，整日锦衣玉食，难道就不该为君分忧、为国出力吗？
因此，杨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分别是“因粮、溢地、事例、驿递”。
所谓因粮，就是按照田亩面积加派钱粮，这是大头；
溢地是指，凡是土地超出原有额度的，按照超出部分加征赋税。
事例则是向富户们出售，国子监监生等名额，以筹集钱粮；
驿递是指裁撤各地驿站，将省下来的经费挪用到练兵上。
根据杨嗣昌的估算，通过这几种手段并行，大概能搞到近两百万两银子，勉强可以覆盖新增军费。
同时，为了扩大税基，增加收入，他还把卢象升推行的“因粮输饷”政策给改了。
本来卢象升提出的方法，是按照缴纳地亩，实行累进税制，富户多缴，贫户可以少缴或不缴。
但杨嗣昌觉得这方法太过复杂，豪绅地主还是能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漏税，所以他又把税法改了回去。
为了简便高效，他大手一挥，又把税法改了回去，统一按亩征收！
管你是家财万贯的士绅，还是一贫如洗的小农，统统按田亩数，一视同仁地给朝廷缴税！
咋一看，杨嗣昌的考虑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执行不力，总会被豪绅地主钻空子。
但是他却没想到，在以前，豪绅地主们可能还要装装样子，遮掩遮掩。
可税法改回去后，他们连演都不用演了，直接把赋税一股脑加在了小农头上。
崇祯听了杨嗣昌这套方案，心中隐约觉得有些不妥，孙传庭的警告犹在耳边环绕，但半年平贼又实在太有诱惑力。
就在他权衡利弊之际，杨嗣昌再次站了出来，给了定音一锤。
“陛下！”
“此等刁民，不肯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
“他们自寻死路，朝廷又何须过于怜惜？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
“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陛下允臣之策，只需三个月，臣必能彻底解决中原流寇！”
“待中原事了，只消半年即可平定四川，收复西南失地！”
“若计不能成，臣甘愿伏斧钺之诛！”
杨嗣昌此人，才华是有的，气节和忠心也是有的，他是真的有一颗想挽大明于既倒之心。
在早年担任地方官，他甚至是以“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出现在百姓面前，做了不少免税减租、惩治贪官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