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各种规章漏洞，更是盘剥的行家里手。
农户徐开田，一个面黄肌瘦的汉子，攥着好不容易借来的银子，战战兢兢地来将其投入银柜。
他名下仅有十亩薄田，按照朝廷算法，正饷加火耗，应缴一钱一分多银子。
但当他拿到吏员递出来的单子，却发现上面竟要他缴一钱四分！
“差……差爷，这数目，是不是算错了？”
“小的只有十亩地……”
看着手里的凭单，徐开田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那负责清点银柜的吏员头也不抬，冷哼道：
“错什么？”
“剿饷清册乃按户房存档编制，白纸黑字，岂能有错？”
“每亩正饷九厘，火耗三成，还有册费两文！”
“你有十亩地，册费便是二十文，折银一分，合计不正好是一钱四分？”
徐开田懵了，
“册费？啥是册费？”
吏员见他纠缠不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造册难道不用笔墨纸张？不用人力核算？”
“这钱难道要县太爷替你出？”
“要缴就快缴，不缴就滚，别耽误后面的人！”
“爷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对清册有疑问，想重新核对的话，那耗时可就长了，而且还得另缴一笔核对费！”
徐开田还想争辩，那吏员干脆把单子一收，丢下一句：
“下一个！”
便不再理他。
徐开田在县衙外徘徊了三天，求告无门。
眼看期限将至，他最终只能含着泪，把家里养的下蛋母鸡给卖了，才堪堪凑足了多出来的三分银子。
但户房的胥吏却不依不饶，又找他要所谓的“代劳费、加急费”等杂项。
徐开田前后多花了近二钱银子，才换回一张轻飘飘的完税凭证。
而他名下那十亩地，一年风调雨顺，刨去种子、耕牛、正税，所得也不过一两多银子。
如今各地都在闹灾，地里减产严重，这些额外的盘剥，几乎夺走了他大半年的收成。
在剿饷摊派的各个府县，像徐开田这样被故意刁难、拖延，最终不得不多缴数倍“正赋杂税”才得以脱身的农户，比比皆是。
有更倒霉的，被拖上两三个月后倾家荡产，只能卖儿卖女。
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上意，进一步搜刮民财，户部尚书程国祥又想了个法子。
他在奏疏中引经据典，以唐代曾收取“间架税”为例，建议向城镇居民开征“房屋门面税”。
而朱由检自然是从善如流，又来了个“暂借民间房租一年。”
经户部商讨后，由朝廷下发通知，规定不论大户小户，一律按临街门面，每间征税银一钱。
这道命令到了地方，更是给了各级官吏肆意妄为的借口。
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加码，规定每间门面内只要有房，就要征收税银一钱。
哪怕只是临街搭了个棚子卖炊饼，也得按“门面”交税。
无数引浆贩夫的升斗小民，纷纷被这突如其来的“门面税”逼的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就连被誉为首善之地的京师，城里的百姓们也是怨声载道。
他们不敢明着咒骂皇帝，只能像明世宗时，把年号“嘉靖”改为“家净”一样。
私下将“崇祯”改成了“重征”，并以童谣传唱。
嘉靖朝，家净光。
崇祯年，重征忙。
龙旗换马面，锅底映日光。
尽管民间已经是哀鸿遍野，但端坐在紫禁城里的朱由检却充耳不闻，只顾着沉浸在“三月平贼”的美梦里。
各地的民脂民膏相继押解到了京师，杨嗣昌精心规划的战略行动，终于等来了启动资金。
按照他的部署，两百多万两饷银被相继运往各省，开展招兵、练兵运动。
凤阳、泗州、承天三地，因其是老朱家的祖陵所在，地位特殊，各自分得了五千兵额的饷银。
他们的任务就是坚守不动，以确保大明龙兴之地的风水不被破坏。
这笔钱，多半用于加固城墙、修缮陵寝卫所，以及维持当地驻军的日常开销，与机动作战关系不大。
五省总督洪承畴，因其直面农民军老巢和关外威胁，责任重大，所以分得了三万兵额的饷银；
七省总理王家桢，由于负责统筹中原剿匪事宜，同样分得三万兵额饷银。
由于杨嗣昌意图换帅，所以这笔饷银暂时还留在京师，要等熊文灿上任后，才发下去。
这两部是计划中的追剿主力，饷银主要用于招募、训练和装备一支能够野战的精锐部队。
此外，凤阳、陕西巡抚，各分得一万人兵额的饷银；
湖广、河南巡抚，由于地处中原腹心，是流寇活动最猖獗的区域，也各自分得一万五千人兵额的饷银。
这些巡抚麾下的官兵，主要任务是协防与堵截，配合主力作战。
两百八十万两饷银被杨嗣昌分配的井井有条，但到了地方上的环节，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些沾满了百姓血泪的钱财，在流入各个军营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