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的八月，热得像个蒸笼。可这天气，丝毫压不住城内那股子躁动和期盼。从各地赶来的代表们，操着南腔北调，把个武昌城塞得满满当当。码头上，扛着铺盖卷的农民代表刚下船，就被热心的本地小贩塞了一碗凉茶；客栈里，穿着长衫的读书人和穿着短打的工匠因为一个税赋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大街上，挎着腰刀的军官小心地避让着挑担卖菜的乡民，彼此点头致意。
这光景，活脱脱就是一幅“华夏”新朝的缩影。全国各阶层的代表大会，就在这沸反盈天的热闹里，在临时改作会场的原湖广贡院明伦堂里，拉开了帷幕。
堂内，黑压压坐满了人。前排是德高望重的宿儒和将领，后面依次是各地推举来的代表。仔细看去，有脸庞黝黑、手指粗大的老农，局促地搓着手，打量着这气派的厅堂；有穿着干净绸布衫的商人，眼神精明，不时与邻座交换着眼神；有身上还带着硝烟气味的军官，腰杆挺得笔直；还有不少年轻的面孔，那是各地学堂推举出来的学子代表，眼神里满是兴奋和新奇。
向拯民坐在**台正中，看着台下这济济一堂、成分各异的人群，心中百感交集。这就是他们浴血奋战要守护的“天下人”，如今，这“天下人”真的坐到了一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会议一开始，就如预料般充满了火药味。首先讨论的是土地问题。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代表，姓赵，五十多岁，背有些佝偻，他站起来，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俺们没啥大道理，就一句话，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前朝那些王爷、贝勒占着成千上万亩好地，俺们一家老小给人家当牛做马，交完租子连口稀的都喝不饱！新朝了，这地，能不能分给俺们种？”
他话音刚落，一位江浙来的士绅代表就皱起了眉头，起身道：“这位老乡的心情可以理解。然土地乃恒产，牵扯甚广。若骤然均分，恐引致地方动荡，坏了生产大局。依鄙人看，还是应从长计议，徐徐图之……”
“徐徐图之？俺们饿着肚子等不了！”老赵急了，声音也大了几分，“俺们村多少人逃荒出去再没回来？地没人种，长满了荒草！分给俺们，俺们保证种出粮食来，交足皇粮……哦不，是国税！”
会场里响起一阵善意的哄笑，随即是七嘴八舌的议论。有支持立刻分地的，有担心引发混乱的，有提出折中方案的，吵吵嚷嚷，谁也说服不了谁。
接着是商税问题。武昌本地一位经营布匹的商人代表站起来，拱手道：“诸位，商贾流通货物，繁荣市面，亦是利国利民。前朝苛捐杂税繁多，层层盘剥，商人苦不堪言。新朝商税，可否定个明白章程，税率公允，一税之后，再无他扰？”
立刻有来自偏远州县的基层官员反驳：“商人逐利，富可敌国。如今百废待兴，国库空虚，军费、赈灾、官吏俸禄，哪一样不要钱？若商税过低，这负担岂不又落到种田人头上？”
两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吵得不可开交。就连军费预算，也引发了争论。李定国代表军方要求保障军费，以巩固国防，清剿残敌。而管财政的柳明则愁眉苦脸地摊开账本，说着国库如何捉襟见肘，希望军队也能体谅。
会场里像开了锅的粥，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向拯民、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并不急于压制，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引导一下。他们知道，这是必然的过程，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好。
争吵持续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下午，会场的氛围明显有些疲惫和焦躁。有些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但更多的问题悬而未决。这时，一直沉默聆听的向拯民缓缓站了起来。
他走到台前，目光扫过台下那一张张或激动、或焦虑、或迷茫的脸，声音沉稳而有力：“诸位，这两日，我听到了种田人要地的呼声，听到了商人要公平的诉求，听到了官员要经费的难处，也听到了将士要粮饷的急切。”“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他顿了顿，“因为我们站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想到的自然也不同。种田人觉得地最重要，商人觉得路最重要，官员觉得稳定最重要，军人觉得安全最重要。可大家想过没有，对于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华夏’来说，什么最重要？”
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望着他。“是团结！是共识！”向拯民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我们聚在这里，不是为了争个你输我赢，不是为了把自家的米缸填得最满！我们是为了找到一条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并且能越活越好的路！”
“地，要分，但要分得公平，不能乱了章法，坏了生产！税，要收，但要收得明白，不能竭泽而渔，断了商路！军费，要保，但军队也要体谅国家的难处，精打细算！”
“这其中的分寸如何拿捏？靠一个人、几个人的智慧够吗？”他向台下所有人发问，“不够！远远不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各方利益、共同商议决策的机构！”
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方案：“我提议，废除旧式一人独断或少数几人把持的内阁制，设立‘政务决策局’，实行集体领导！所有国家大事，由决策局成员集体讨论，共同决定！”
这个提议让台下泛起一阵波澜。集体领导？这又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