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秋雨总是带着一股透进骨子里的湿冷，尤其是刚从殡仪馆出来的时候。
凌晨两点，殡仪馆后巷的路灯昏黄闪烁，映照着滴落的雨丝，纠缠不清。
我叫陈阳，二十一岁，一名入殓师，或者用老家更土一点的叫法——缝尸人。
今晚的活儿不轻松。送来的是个跳楼的姑娘，那一身皮囊摔得支离破碎。
我花了整整六个小时，用最细的羊肠线，一针一线地把她重新拼凑回原本那个体面的模样。
最后一针收尾时，我习惯性地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句“走好”。
那一瞬间，停尸房里的排气扇似乎停滞了一秒，随后又恢复了嗡嗡的轰鸣。
如果是旁人，或许会觉得那是电路故障，但我知道不是。
我的耳朵从小就灵，灵得邪乎。
此刻，我站在后巷的雨棚下点了一支烟，吐出一口烟圈后，我抖了抖伞，撑开雨伞，准备走入雨幕之中。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我掏出手机，屏幕上闪烁著“二叔”两个字。
这么晚了，老家那边打来电话？
我的老家在黔东南的大山深处，一个叫“回龙寨”的地方。
那里山高林密，民风剽悍，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外人难以理解的规矩。
我出来工作这几年，家里极少在这个点联系我。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接通了电话：“喂，二叔。这么晚了，还没睡？”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粗重的呼吸声，背景音里嘈杂得很，像是有人在哭。
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声音——那是唢呐的声音，而且吹的是《倒头饭》。
在我们那边只有人刚断气的时候才会吹。
二叔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小阳你爷爷，走了。”
我夹着烟的手指微微一顿，烟灰簌簌落下，烫在了手背上，但我没动。
爷爷身体一向硬朗，上个月通电话还说能上山打兔子，怎么说走就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道，语气急切。
“就刚才，丑时三刻。”
二叔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小阳，你得回来。马上回来。老爷子走得不太安生。”
“不太安生？”我心里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
在行当里，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
“他是坐着死的。”二叔的声音哆嗦了一下，“眼睛怎么也合不上，手里死死攥着你小时候玩过的那个拨浪鼓。寨子里的端公来看过了，说说老爷子这是在等你。
他不让人碰，谁碰尸体就跟谁急，刚才你堂哥想去给他换寿衣，结果”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惨叫，似乎是有人在背景里喊著“流血了！止不住！”。
“听到了吗？”二叔急促地说道，“你堂哥的手刚搭上去，虎口就裂了道大口子！
小阳，你是吃这碗饭的，又是老爷子最疼的孙子，这事儿只有你能办。
快回来吧，再晚怕是压不住了。”
雨下得更大了，风卷著雨丝扑在脸上，冰凉刺骨。
我沉默了片刻，将烟蒂扔进脚下的积水中，看着那点火星在此刻熄灭。
“我知道了，二叔。”我沉声说道，“别让任何人再碰爷爷，拿一张黑布把堂屋里的镜子都遮上，在门口点一盏长明灯，别灭了。我马上买最早的票回去。”
挂断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
爷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土把式”，一辈子和神鬼打交道，怎么临了了，会闹出这种凶相？
坐着死，那是心中有大怨气，或者是有什么东西不想让他躺下。
看来，这安稳日子是到头了。
开着殡仪馆给配的八手桑塔纳，我回到了出租屋中。
在床底下摸索一阵，我拖出了那只黑色的皮箱。
箱子很沉，蒙皮有些磨损，这是爷爷传给我的。
里面不是什么金银细软，而是一整套吃饭的家伙：三十六把不同形制的柳叶刀、几卷用尸油浸过的羊肠线、一盒朱砂，还有那套用来给死人上妆的笔刷。
换上一身耐脏的黑衣，拿上皮箱后，我迅速下楼，开车赶往火车站。
凌晨三点的江城火车站，依旧像是一锅煮沸的粥。
候车大厅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方便面、汗臭、脚气和廉价香烟的复杂味道。
2014年的绿皮火车还是出行的主力，尤其是去往黔东南那种偏远山区。
最早的一班车半小时后发车，但是已然没有座位了，于是我直接买了张站票。
二十分钟后，检票口一开，人群像是决堤的洪水般涌入。
我护着箱子，凭借著年轻力壮，硬是在拥挤的人潮中挤上了车厢。
找了个靠窗的角落，我把箱子放在脚边，背靠着车厢壁，微微闭上了眼睛。
晚上接的那个活儿比较紧急，让我到现在几乎一整天没睡，现在也是累的够呛。
正在脑海中盘算著等会儿要不要去卧铺车厢看看有没有空位置能补票的时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