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缝宽。洗过手。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七号车厢第三排。
蓝工装不在这趟车上。但深蓝夹克在。
指缝的宽度是天生的骨骼结构，不会因为换了一件衣服就改变。蓝工装和深蓝夹克是不是同一个人？不确定。但指缝宽度一致，出现的车厢一致，时间窗口一致。
三个一致。
够了。
不够抓人，但够记下来。
张建军推开值班室的门。
刘大志已经醒了，坐在桌边，搪瓷缸子端在手里，茶水是新泡的，热气从杯口往上蒸。他看到张建军进来，眼皮抬了一下。
“怎么样？”
“六号车厢的军人，四百二十块，确认被偷。五号车厢有人报失，还没核实。”
刘大志嗞了一口茶，烫得嘬了嘬嘴。
“五号那个我去看了。一个卖干货的个体户，说少了六十块，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被偷了还是在韶关站买盒饭的时候找错了钱。这种的登记一下就行，不好定性。”
“六号那个呢？”
“登记，上报。到站移交沿线派出所。”
“程序是死的。人先到了再说，咱们能做的就这些。”
张建军没接话。
他坐在对面那把缺横档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夹着卫生纸的那一页。纸面上那个比米粒还小的半透明斑点，在晨光里若有若无。
“师傅，这个你看一下。”
刘大志的目光从搪瓷缸子上移到了卫生纸上。
“什么？”
“十三排过道扶手上提取的。凡士林残留。上趟车七号车厢的编织袋内壁上也有同样的东西。”
刘大志放下茶杯。
他没有接过那张卫生纸。而是盯着它看了三秒，然后把目光转回到张建军的脸上。
那种目光，张建军在前世见过太多次。
工地上，年轻工人提出一个改进方案，老工头看他的眼神就是这样的。
不是否定，不是质疑，是一种“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我懒得跟你较这个真”的疲惫。
“收好吧。到站报上去，让技术部门鉴定。”
刘大志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k117在长沙站停靠二十分钟。上下旅客，补给餐车用水。
张建军站在车门口协助旅客上落车，眼睛没闲着。
深蓝夹克没有在长沙站落车。
他在七号车厢靠窗的位置上坐着，毛巾搭在膝盖上，眼睛半闭着，一副补觉的姿态。旅行袋塞在座位底下，拉链拉好了。
正常旅客的模样。比车厢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正常。
这就是他最不正常的地方。
凌晨两点起来洗手、洗脸、收拾利索，然后回到座位上装睡。一个普通旅客在凌晨两点起来去厕所，回来的时候是昏昏沉沉的、歪歪扭扭的、恨不得闭着眼走路的。不会把毛巾叠好搭在膝盖上，不会把旅行袋的拉链拉到头。
只有做完了一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事情之后，人的身体才会进入那种“善后”状态，清理痕迹，整理物品，恢复一切正常的表象。
列车于次日下午一点十七分抵达临淮站。
张建军跟着刘大志走下站台，帆布包挂在肩上，里面十只白纸盒被衬衫裹着，稳稳当当。
出站口的阳光比广州的柔，带着皖北十月特有的干燥和凉意。
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发黄了，从树冠上一片两片往下掉，落在站前广场的水泥地面上，被来往的脚步碾成了碎片。
铁路公安处的办公楼在车站西侧三百米，一栋四层的灰色砖楼，外墙的涂料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水泥底子。楼前停着两辆三轮摩托，一辆侧斗里扔着半捆麻绳，另一辆的车座上坐着一个嗑瓜子的协警。
治安科在三楼。
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铺着一层薄灰，皮鞋踩上去留下清淅的脚印。墙上贴着“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的红色标语，标语的右下角卷了边，露出底下更早的一层标语，那层是关于“五讲四美三热爱”的。
王建国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
门板上钉着一块白色塑料牌，“治安科”三个黑字用毛笔写的，笔力沉稳，横平竖直，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人的字。
刘大志在前面走，张建军在后面跟着，两个人在门口站定。
刘大志抬手敲了两下门框。
“进。”
声音洪亮，从屋子里直接弹了出来。
办公室不大，十五六平方米，一张铁皮办公桌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桌上堆着文档、报纸、半杯凉透的茶水、一个玻璃烟灰缸里按灭了七八个烟蒂。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王建国。四十八岁，面相方正，颧骨高，下颌线硬得象用刀砍出来的。头发剪得极短，露出头皮上一道两厘米长的旧疤，那是部队时期留下的，据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猫耳洞里让弹片蹭的。
他穿着便装，一件灰蓝色的确良衬衫，上面两个口袋鼓鼓的，一边装着烟，一边装着钢笔。
看到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