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志不在。巡查去了。
张建军坐在那把缺横档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夹着那张纸条的位置。
纸条上“列车员谢宝生的排班记录出现率为87”这行字在灯光下微微发黄。
他的拇指压着纸条的边沿，脑子里把餐车里的画面重新过了一遍。
那个喝粥的老头。
三十秒一次的眼球扫视，不动头、不转脖子，纯粹靠眼球运动完成餐车两端出入口的全复盖。这种观察方式不是学出来的，是练出来的，是在几千次的实战中被打磨成本能的动作模式。
更关键的是手。
食指和中指之间的指缝宽度。
跟上趟车的鸭舌帽一致？不对。上趟车的鸭舌帽是五十岁左右，这个老头至少五十五往上。面相、体型、年龄全对不上。但指缝宽度一致。这不是巧合，是同一种职业训练的产物。
长年累月地将手指插入狭窄的口袋缝隙，在布料的夹层中反复做推、拨、取的精细动作，指骨间的韧带被持续拉伸，关节囊的弹性发生永久性改变。
年纪越大，改变越不可逆。
这个老头的手指缝，是几十年功夫磨出来的。
鸭舌帽是中层。这个老头才是源头。
张建军的铅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八号车厢第二排靠窗。灰布夹袄，掉漆铁皮暖壶。。指缝特征与团伙成员一致但更为显著，判断为团伙最高层。座位局域隐蔽指挥。”
笔尖顿了一下。
他又写了一行。
“此人在我换便装经过时有异常反应。勺子悬停。他对我产生了疑虑但尚未确认。”
这一行字写完，他在后面画了一个感叹号。
勺子悬停。
那一秒的反应说明老鬼的警觉性远超预期。一个普通的犯罪头目在餐车里看到一个路过的打工仔，不会有任何反应。但老鬼感觉到了什么。不是视觉上的破绽，张建军的便装伪装足够到位。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气场、节奏、重心分布，这些肉眼看不见但身体能感知到的信息，被一个在铁路上活了几十年的老猎手捕捉到了。
他在审视我。
就象我在审视他一样。
两条蛇在暗处互相探着信子。
笔记本合上。张建军把它塞回口袋，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不是在休息，是在校准节奏。
接下来的行动必须慢。不能让老鬼的疑虑升级成确认。今晚不动，明天不动，甚至下一趟车也不动。要让时间去稀释那一秒的勺子悬停。
让他觉得那只是一个巧合。一个走路重心不太对的打工仔，跟乘警没有任何关系。
列车在长沙站停靠。
站台上的广播声从车窗外面传进来，含含糊糊的，被风搅得断断续续。长沙站的灯光比沿途小站亮了十倍，站台上的旅客开始上落车，脚步声和行李碰撞声在车厢外面交织成一片。
张建军站在七号车厢的门口协助旅客上下。左手扶门框，右手引导。
三号车厢方向传来一阵嘈杂。有人在挤。张建军的目光顺着站台扫过去，在三号车厢门口的人流中捕捉到了一个身影。
年轻女人。蝙蝠袖上衣，米白色的，袖口在手腕处收紧。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高腰喇叭裤，裤脚宽得能扫地。脚上是白色旅游鞋，鞋帮上沾了几点泥。
她的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包的侧兜里露出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件。海鸥df相机的镜头盖，塑料的，边缘磨出了白茬。
她拿着票，从三号车厢上了车。
张建军的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秒，收回来。
四分钟后。
值班室的门被敲了三下。
不是刘大志的敲法。刘大志敲门是两下，重，用指关节。这个人敲了三下，轻，用指腹。
“请进。”
门推开。
蝙蝠袖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口。近看比站台上看着更年轻。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圆脸，大眼睛，皮肤偏黑但不粗糙，是那种南方姑娘常有的健康的深色调。头发烫了卷，齐肩，用一根粉色的发带扎了个半马尾。
她的帆布包敞着口，里面除了相机，还露出了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的笔帽。
“你好，我叫林若溪，广州日报社实习记者。”
她从帆布包的内袋里掏出两个证件，一张工作证一张记者证，双手递过来。动作不算老练，递证件的时候手指在证件封面上攥了一下才松开，是紧张。
张建军接过证件翻开看了一眼。
工作证：广州日报社，实习记者，林若溪。照片是黑白的，跟本人对得上，只是照片上的表情比现在严肃得多。钢印清淅。
记者证：编号六位数，发证机关是gd省新闻出版局。有效期到1986年3月。
他把证件还给她。
“我正在做一篇关于铁路客运治安状况的深度报道。”林若溪把证件收好，从包里抽出了那本硬皮笔记本和圆珠笔。“想请乘警组的同志聊聊列车上的治安情况。旅客丢失财物的报案数量、处理流程、破案率